佛學與中醫學
佛學與中醫學 洪嘉禾教授  中醫學是在多學科基礎上融會貫通的獨特理論體系,佛學東漸必然對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依托的中醫學產生深遠影響。本文試從基礎理論、治療學、藥物學、習俗、中外交流、辯證論治、養生等方面探討佛學對中醫學的影響。  佛學誕生於印度,漢哀帝時經西域傳入中土,魏晉以後,佛學廣為流傳,被中國固有的文化吸收與融合,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醫學深植根於傳統文化,是在多學科的基礎上融會貫通形成的獨特理論體系,佛學東漸必然對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依托的中醫學產生深遠的影響。  佛學傳入中土,首先給中醫界帶來了佛教醫學,佛教醫學源於印度醫學。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印度醫學已成規模,公元前一千年,是印度古代醫學的全盛時期,醫學典籍為《梨俱吠陀》、《阿闍婆吠陀》、《阿輸吠陀》。在公元前五世紀至公元五世紀佛學加以接受、沿襲、運用,並注入佛教教義。內科的《邏闍迦集》、外科的《妙聞集》。兒科的《迦葉波集》,就是佛教全盛時期的醫學代表作。[1]佛教醫學傳入中國,逐漸被運用。隋唐時期最甚,隋唐史志經籍中載有《龍樹菩薩藥方》4卷、《龍樹菩薩和香法》2卷、《龍樹菩薩養性方》1卷、《婆羅門諸仙藥方》20卷、《婆羅門藥方》5卷、《西域婆羅仙人法》3卷、《西域諸仙所說藥方》23卷、《西域名醫所集要方》4卷、《乾陀利治鬼方》10卷、《新錄乾陀利治鬼方》4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論方》3卷、《耆婆八十四門》1卷、《龍樹咒法》1卷、《龍樹眼論》1卷。[2]以上諸書大抵無存,僅見其目。而佛學中現存最多的醫籍收錄在《大藏經》中。《大藏經》中專論醫理或涉及醫理的經書約四百部,蘊藏著豐富的醫藥學知識,匯集了生理解剖、藥物、臨證治療、攝生保健、心理咒禁等多方面內容,博異豐盈,獨具特色。一、佛學對中醫學基礎理論的影響  佛學基本理論「五蘊」中的「色蘊」相當於物質現象包括地水風火四大元素和四大元素所組成的感覺器官(眼耳鼻舌身)和感覺的對象(色聲味觸)。佛學承認物質第一性,認為地水風火「四大」元素構成世界萬物,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現象都是暫時的,非永恆的,人類只不過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並和自然息息相通,大自然的變化必定影響人的生理和病理,人的肉身和生命由地、水、火、風的堅、濕、暖、動等性所構成,若「四大」不調,就會導致各種疾病,甚則敗壞分崩,所謂「四大分散」。《佛說佛醫經》闡述了「百一」理論:「人身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風。風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起。本從是四病,起四百四病,土屬鼻,水屬口,火屬眼,風屬耳。」[3]具體地說,四大不調即初則土大增,全身沉重;二則水大積,涕唾乖常;三則火大盛,頸胸壯熱;四則風大動,氣息衝擊。四大各有一百一病,地與火可發熱病二百二;水與風可發寒病二百二,合為四百四病。深受佛學影響的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在其代表作《千金要方》中揉和五行及四大學說,「地水火風,和合成人。凡人火氣不調,舉身蒸熱;風氣不調,全身僵直,諸毛孔閉塞;水氣不調,身體浮腫,氣滿喘粗;土氣不調,四肢不舉,言無音聲。火去則身冷,風止則氣絕,水竭則無血,土散則身裂。然愚醫不思脈道,反治其病,使臟中五行共相剋切,如火熾然,重加其油,不可不慎。凡四氣和德,四神安和。一氣不調,百一病生。四種動作,四百四病俱發。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癒;一百一病,須治而癒;一百一病,雖治難癒;一百一病,其死不治。」[4]佛經中載錄癰疽、疥癩、風狂、癲癇、癃殘、[5]眼痛、耳痛、鼻痛、舌痛、身痛、諸肢節痛、心痛、頭痛、齒痛、肋痛、腰痛、背痛、腹痛 [6]、無眼、無耳、無鼻、無舌、無手足、盲瞎、聾啞、背僂[7]等病。如是等等共「四百四病」。風、熱、痰、雜各一百一病,陶弘景之《肘後百一方》蓋取名於此。事實上,佛經中所見及的病名達一千多種,「四百四病」乃虛指耳。佛經中對致病因素有多種說法,《佛說佛醫經》指出患病的十種原因即十因緣為「一者久坐不飯,二者食無貸,三者憂愁,四者疲極,五者淫泆,六者瞋恚,七者忍大便,八者忍小便,九者制上風,十者制下風」,同時又指出造成非正常死亡「命未當盡為橫盡」的幾種原因:「不應飯為飯,不量飯,不習飯,不出生,上熱」,[8]智者大師認為有「三種得病因緣……一者四大五臟增損得病。……二者鬼神所作得病……三者業報得病」,《中華大藏經》謂:「云何為病?病謂四大毒蛇樂不調適。亦有二種,一曰身病,二曰心病、身病有五:「一者因水,二者因風,三者因熱,四者雜病,五者客病。客病有四:一者非分強作,二者忌誤墮落,三者刀杖瓦石,四者鬼魅所著。心病亦有四種:一者踴躍,二者恐怖,三者憂愁,四者愚痴。復次善男子身心之病有三種,何等為三:一者業報,二者不得遠離惡懟,三者時節代謝生。……何者為死?死者,捨所受身。捨所受身亦有二種:一者命之盡死,二者外緣死命。」[9]這些論述與中醫的病因病機理論基本是一致的。  北魏時《正法念處經》卷64「身念處品」第七載:「甚有十三脈,若水流注,令身肥悅。」有似中醫學所說的經絡,但所載內容卻完全不同。十三脈的名稱是「一名命流脈(心為其本);二名隨顧流脈(兩脅為本);三名水流脈(生臟、心,以為根本);四名汗流脈(毛根及脂,以為根本);五名尿流脈(根、胞為本);六名糞流脈(熟臟下門為本);七名十流脈(咽喉及心為其本);八名汁流脈(肺為其本);九名肉流脈,十名脂流脈(筋、皮為本);十一名骨流脈(一切續節為本);十二名髓流脈,十三名精流脈(卵及身根為本)。(見《大藏經調》小乘經,宿四)  另外佛家佛性還強調「自渡渡人」乃至「普渡眾生」,樂施行善,眾善奉行,並且行善不望回報,不求名利。因為能做到真誠行善,由此便得到心理上的快樂和滿足。此即謂「養性者,所以成性,性自為善,內外病皆不悉生,禍亂災害亦無由作,此養生之大徑」[10]。大乘佛教進一步豐富了尊主貴命思想。二、佛學對中醫治療學的影響  在疾病的治療方面,佛家更是獨具特色。《大藏經》中制定了治療法則「八術總攝諸醫方」:「一療被刺針法;二療破傷法;三療身疾;四鬼損;五中毒藥;六療孩童;七延年;八養生。」《佛說醫喻經》對醫者水平作了明確劃分:「如世良醫,知病識藥。有其四種,若具足者,得名醫王。何以為四?一者識其某病,應用某藥;二者知病所起,隨起用藥;三者已生諸病,治令病出;四者斷除病源,令後不出。」[11]《天竺經眼論》中的金針拔障術是我國有史可考的手術治療白內障的最早記載,由印度僧人傳授予謝道人,[12]《外台秘要》稱「用金蓖決,一針之後豁然開雲而見白日」[13]由於這種手術療效顯著,被醫家廣泛採用,融入我國眼科學。《目經大成》中的金針拔障術八法:「審機、點睛、射復、探儷、擾海、捲簾、圓鏡、完壁」,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龍樹菩薩方》的七十二眼方也直接影響了中醫眼科學的發展,有的至今仍被運用。除了常見的治法外,佛家尚有香囊、灌腸、鼻腔給藥、藥浴、服水、咒禁等獨特療法,豐富了中醫學的治療方法。《中華大藏經》云:「病人一者熱病,二者風病,三者冷病。是三種病、三藥能治。有熱病者,酥能治之;有風病者,油能治之;有冷病者,蜜能治之。」 [14]  僧人坐禪必須善於「調適身、心、息三事」,否則會出現偏差,產生疾病。《千金翼方.養性》中的正禪方有助於坐禪入定,此方用春桑茸、夏桑子、秋桑葉三味,等分搗篩,以水一斗,煮小豆一升,令大熟,以桑末一升和煮微沸,加鹽、豉服之,日三服。據云「三日外身輕目明無眠睡;十日覺遠智通初地禪;服二十日到二禪定;百日得三禪定;累一年得四禪定,萬相皆見,壞欲界、觀境界如視掌中,得見佛性」。[15]  《千金要方》還記載了「天竺國按摩法」,並稱「此是婆羅門法」。據云老年人日行三遍,「一月後百病除,行及奔馬,補益延年,能使眼明,輕健不復疲乏」。雖未免誇張,但保健強身的功效是確實的。  更為奇特的是《千金翼方》所載的「服水」方法。孫氏稱讚水的作用,云「可用滌蕩滓穢,可以浸潤焦枯」。服水法亦屬佛門養生之術。其在服水之前,要求「先發廣大心,仍救三塗大苦,普渡法界眾生,然後安心服之」,其方法大致在天晴日未出時,燒香禮佛。仍向東方,候日出,貯水三杯,每杯一升。先正立,扣齒、鳴天鼓三通,然後細細咽水,用意念分左、右、中央咽下,周而復始,飲盡一杯,徐行二十步;更飲一杯,又行四十步;再飲一杯,脊復行八十步乃止。凡十歲至八十歲人,皆可依法服水,並食棗、栗。禁食陳米、臭豉、生冷、酢滑、椒薑等物,且不能在陰雲、霧露、風雨之日進行。其獲益遲速,根據各人根性的敏銳與否而定。  《佛說醫喻經》云:「云何為識知某病應用某藥……云何名為知病所起,隨起用藥。謂知其病或從風起,或從癢起,或從痰起,或從陰起,或從骨節起,或從積實所起。知如是等病所起處,隨用藥治,令得安樂。云何名為已生諸病,治令病出,謂知其病應從眼出,或於鼻中別,別治療而出;或煙薰、水灌鼻而出,或從鼻竅引氣而出;或吐瀉出;或於偏身攻汗而出,乃至身分上下隨應而出。知如是等病等出處。善用藥治,令得安樂。」[16]這裡就講到湯藥、煙薰、灌鼻、汗、吐、下等療法。三、佛學對中醫藥物學和中國習俗的影響  由於佛家戒律中以「不殺生」為五戒之首戒,所以佛經中用以治療的藥物少有「血肉有情之物」,大多是草類、木類、礦物類。龍腦、木香、豆蔻、乳香、沒藥、鬱金、訶黎勒、返魂香等數十種藥物,原產於印度、西域、東南亞等地,伴隨佛學傳入我國,成為中藥的重要組成部分。佛香的來源廣泛,用途有浴香、塗香、焚香,除了在佛家活動中起到環境消毒和醒神怡神的作用外,還用於醫療。  佛家十分注重日常起居,規定嚴格的儀軌,其中食後漱口,用楊枝揩齒對中醫學影響尤大。佛門中「嚼楊枝」的傳統可以上溯到釋迦牟尼本人。晉《法顯傳》載釋迦牟尼在沙祗國「嚼楊枝,刺土中,即生長七尺」;《華嚴經》卷十一謂:「嚼楊枝具十德者:一銷宿食;二除痰飲;三解眾毒;四去齒垢;五發口香;六能明目;七澤潤咽喉;八唇無皸裂;九增益聲氣;十食不爽味。晨朝食後。皆嚼楊枝;諸苦辛物,以為齒木,細心用之,具如是德。」[17]《僧祗律》謂:「若口有熱氣及生瘡,應嚼楊枝咽汁。」[18]雖然僧人是出於宗教虔誠,用楊枝保持口腔衛生,但由於其確有療效,被眾多醫家所重視。《本草綱目.木部》「柳枝祛風、消腫、止痛,其嫩枝削為牙杖,滌齒甚妙。」[19]可「煮酒漱齒痛」,或用白楊「煎醋含漱,止牙痛;煎漿水入鹽含漱,治口瘡。」[19]除了單味運用外,楊枝還能與其他藥物配合使用,《聖惠方》「治齒連耳腦腫痛,垂柳枝、槐白皮、白楊皮各一握,上藥細銼,每用半兩,以水一大盞,煎至七分,去滓,入鹽一錢,攪令勻,熱含冷吐。」《古今錄驗方》「治牙齒風齲:柳枝一升,大豆一升,合炒,豆炮盡,於磁器盛之,清酒三升漬之,經三日,含之頻吐。」佛家提倡沐浴,《十誦律》中就描繪了浴室設施的具體情況,「外國浴室,形圓猶如圓包,開戶通煙,下作伏瀆,外出內施,三擎閣齊人所及處,以鞏盛水,滿之重閣。火氣上升,上閣水熱,中閣水暖,下閣水冷,隨宜自取用。無別作湯,故云淨水耳。」[20]《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還規定了洗浴必備「然火、淨水、澡豆、蘇膏、淳灰、楊枝、內衣」[21]等七物,認為通過沐浴可以有「清淨、面目端正、身體常香、肌體儒澤、口齒香好」[21]的養生、美容效果,更能達到「除風病、濕痹、寒水、熱氣」[21]的治療作用。  佛學的傳播還直接影響到中國的飲食風俗。《佛說佛醫經》認為「春三月有寒不得食麥豆,宜食粳米醍醐諸熱物,夏三月有風,不得食芋豆麥,宜食粳米乳酪;秋三月有熱,不得食粳米醍醐,宜食細米蜜稻黍;冬三月有風寒,宜食粳米糊羹醍醐」,[22]對春夏秋冬四季飲食的宜忌作了具體的描述,其核心思想就是要順應自然規律,有所避宜,因時而食。印度原始佛教中並不禁肉食,可食「不見、不聞、不疑」[23]之三淨肉。但漢化佛教大乘經典中認為食肉就是殺生,在梁武帝嚴格懲罰飲酒食肉的出家人後,漢化佛教徒改變食肉的習慣,使茹素成為中國佛教的重要特徵。[23]中醫學早在《內經》中就認識到膏梁厚味的害處,兩晉時期仕人多崇尚清淡,自甘淡泊,認為「食肉者鄙」,同時由於佛學的廣泛影響,「不殺生」和「因果報應」的觀念普遍被接受,因而以素食為主的飲食習慣成了主流,但佛家禁用的「五辛」在飲食中並無限制,「案素食,謂但食菜果糗餌之屬,無酒肉也」。醫家還常常運用這些辛物治療疾病。佛經中指出飲酒有三十五種過失。飲酒過量會「生病」、「醉便躄頓,復起破傷面目」,「醉臥覺時,身體如疾病」、「醉便吐逆」,故禁酒。茶葉原來用作藥物,「神農嚐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秦漢之際,茶葉開始由古代單純的藥用過度為藥、飲兼用;魏晉南北朝時期茶又為佛事所用,因長時間坐禪,勢必使人疲倦,於是允許僧侶飲茶清心提神,由於禪宗盛行,僧侶倡行的飲茶之風上及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從此轉相仿效,逐成風俗」,飲茶之風隨著佛學的興起而風行天下,佛學茹素、戒酒、飲茶的齋戒生活,雖然清苦,但的確起到十分有益的延年益壽作用,被中醫學所採納,備受推崇。四、佛學對中外醫學交流的影響  佛學傳入我國後,佛教徒多習「五明」之學,尤其是「醫方明」,通過學習出家人既可憑醫術自保,又可擴大宗教影響。這樣客觀上使佛學與中醫學緊密結合,相互影響,共同發展。史書上多有精通醫學高僧的記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唐高僧鑒真。鑒真自幼出家,潛心佛學,除了「醫方明」之學外,還積極參與寺廟與寺廟附設的醫療慈善機構工作,自製丸散膏丹為廣大貧苦民眾送診施藥,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鑒真身居揚州,當時是中外交流的國際性城市,他接觸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藥材,掌握了鑑別和加工藥材的知識。鑒真為了弘揚佛法,接受日遣唐使之邀,冒著「滄海淼漫,百無一至」的極大危險,六次東渡日本。歷次東渡,都攜帶大量的藥材與香料。據《東證傳》記載,有「麝香甘臍、沉香、甲香、甘松香、龍腦香、膽唐香、安息香、檀香、零陵香、青木香、黃陸香都有八百餘斤;又有蓽撥、黎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百餘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鑒真抵日後,除講律授戒,還進行醫學活動,「鑒真又能醫治皇太后弗豫有功,任大僧正,賜備前水田一百町」儘管鑒真雙目失明,仍利用嗅覺、味覺、觸覺,將藥物知識傳授給日本人民,「邦人效之,醫道益群」。鑒真將中醫學傳播至日本,被譽為醫祖,對日本漢方醫學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五、佛學對中醫辨證論治的影響  禪宗追求成佛解脫的境界是一種唯心的修行方法,但它強調意識的主觀能動性值得重視。「外無一事可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也就是說,對於一切外界的事物和現象,必須以個人心靈的體驗得到顯現,只有經過心靈體驗的確認,外界事物和現象才獲得真實存在的意義,只有當心靈與現實世界之間突破各種隔閡,揭開層層迷霧、直接溝通,世界才能呈現真實、純粹的面目,心靈才處於一種「應用自在」的無所滯礙的本然狀態。「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24]歸根究底需由個人體驗所得,是一種「悟」的結果。禪宗強調「明心見性」即是強調直觀領悟,當散亂不定的心緒寧靜專注起來,被壓抑的只是大腦皮層的一部份興奮區域,理性邏輯思惟暫時中止,潛意識的活動趨向活躍,平時按邏輯思惟無法推導的問題,會以直覺頓悟方式,得到豁然貫通。這是無法用任何文字來加以描繪的,正所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中醫學崇尚「天人合一」,用直覺來把握世界,感悟生命。中醫學的診治過程是一種直觀思辨,強調用心體驗。通過直觀外推和內向反思,也就是望聞問切四診合參,不受某些症候的影響,找出疾病的本質,也是一種悟的過程。禪宗獨特的思惟方式與中醫學固有的「醫者意也」的直覺體驗不謀而合。六、佛學對中醫養生思想的影響  佛教煩惱的含義比通常指心煩惱怒的外延大得多。可以說泛指與佛教正道相反的一切心理和行為,是負性的、錯誤的、有害的、罪惡的,可說是一切煩惱皆是虛妄。作為病因的煩惱包括七情致病的主要內容,造成人的性情偏頗,心身疾病,在婦科疾病中大部份也是由煩惱而引起的。一般醫生治病靠藥物,佛學醫疾更多靠「心」,法眼識藥,慈悲醫病,博愛兼濟。  佛教中的心理調理,精神衛生思想極為豐富,甚至可以說它自成一套體系,凡人可借用這些具體的方式來修性養生。佛學修行的目的是跨越生、老、病、死,這已超過我們心理學上講究的心理衛生範疇。他通過參禪打坐,入靜止觀,內省靜慮,明心見性,避開人間凡塵的苦惱,清靜自然,調養疾病,修行四大,求得超脫,最後能寂滅一切煩惱,圓滿清淨的功德而達到涅槃境界。  佛家追求涅槃努力擺脫世俗雜念的束縛、名色的誘惑,認為精神、心理因素可以致病,執著於煩惱惡念,必然生理失調而致病。若心靜行正,物我兩忘,則身體亦隨之健康。這與《黃帝內經.素問》「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25]的養生宗旨頗為接近。為求得解脫,僧眾們普遍採用靜坐修禪法,這雖是宗教修煉方式,但客觀上起到了良好的健身作用。通過坐禪使思慮集中,身心安寧,以臻虛靜狀態,產生異於常人的功能,協調和恢復臟腑的生理功能,祛病除邪、強身健體。佛學傳入中國後,產生了各種門派,各門派修禪方法也各有不同,這對醫學氣功的發展影響極大。作者簡介:洪嘉禾 上海中醫藥大學內科教授    博士生導師和主任醫師參考文獻:1.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4;P.3532.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4;P.3583.《大藏經》(頻伽版),頻伽精舍,民國:佛說佛醫經4.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3505.《中華大藏經》編輯局,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二6.《中華大藏經》編輯局,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四7.《中華大藏經》編輯局,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五8.《大藏經》(頻伽版),頻伽精舍,民國:佛說佛醫經9.《中華大藏經》編輯局,中華大藏經, 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十五10.孫思邈,《千金要方》,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P.37811.《大藏經》(頻伽版),上海:頻伽精舍,民國:佛說佛醫經12.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37513.王燾,《外台祕要》,抄本,卷二十一14.《中華大藏經》編輯局,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十四15.孫思邈,《千金翼方》,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P.12316.《大藏經》(頻伽版),上海:頻伽精舍,民國:佛說醫喻經17.《大藏經》(頻伽版),上海:頻伽精舍,民國:華嚴經18.《大藏經》(頻伽版),上海:頻伽精舍,民國:僧祗律19.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P.203120.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36821.《大藏經》(頻伽版),上海:頻伽精舍,民國: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22.《大藏經》(頻伽版),上海:頻伽精舍,民國:佛說佛醫經23.樓培敏,《佛海拾趣》,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P.15124.惠能,《六祖法寶壇經》,上海:上海佛學書局,1994;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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